12月17日，西安，《足球》报和西安市体育局联合主办了“重走长征路——2024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”。这天的论坛，上午和下午是与会代表的主题演讲，晚上是全员的交流讨论。下午的最后一个环节，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以个人名义进行了《对中国足球发展的几点思考》的专题演讲，现本报根据现场演讲内容整理成文。 在演讲开头，宋凯感慨：“我的体育生涯始于对足球的热爱，早在1980年的时候，《足球》报刚刚创刊我就开始买，5分钱一份，15天一期，忘了是否看过创刊号，但肯定是80年开始的第一批读者。前段时间和《足球》报创刊号合了个影，也是对自己足球缘分的一个纪念。到了1981年，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，当时只能听广播，中国队3比0赢了科威特，然后4比2和2比0双杀沙特，第二场赢沙特的时候我们三四个筒子楼里的小伙伴围着收音机听，赢了后大喊大叫，大人们出来还问，这是咋了，怎么还疯了？我对苏永舜指导的那届国家队影响是非常深刻的。从事体育工作之后，也没想到来中国足协当足协主席，但回忆起来，一切源于骨子里对于足球的热爱。” 这一次，我不代表中国足协。 我只能代表我个人，有一些思考和大家一起分享。 是否有道理，大家一起讨论和思考！ 中国足球的现状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大家都不满意。中央不满意、老百姓不满意、我们这些足球从业人员也不满意。 那问题出在哪里？我觉得最根本原因是： 中国的两大优势在足球领域没有用好。 年初亚洲杯的时候，我去了卡塔尔阿斯拜尔青训学院考察，学院总监伊万和我寒暄的时候，说欢迎你们中国足协来啊，你们好几任领导都来过。现在想，人家那意思是来了好几遍了却没学到啥，现在人家都不愿意接待你了，你看，又来了个新人，又来了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他原来为皇家马德里服务。他开头就对我说，大国抓足球都挺难的，他说中国太大了，各种各样项目很多，很难达成共识，美国、印度和俄罗斯都面临这样的问题。想要在中国构建足球发展体系，比在卡塔尔难度要大得多。归结起来，他的意思就是： 中国人多，思想很难统一； 中国国家大，教练员队伍的提高很难！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统一思想，全国得统一思想——我们要抓足球，要把足球抓好。这个是必须要统一的，然后怎么抓也得统一思想。 教练员水平的提高也要想办法。目前基层教练员水平普遍不高，尤其是大城市的高水平教练员不愿意去偏远地区。上海申花资金充足一些，坚定不移地请外教，联赛前五的队伍都是外教，经济稍差的俱乐部没有充足的资金请外教。 新疆缺乏优秀的教练，很多的地区需要更多优秀的教练。新疆的喀什和伊犁我都去过，包括艾菲尔丁的学校我也去看了，条件确实艰苦，北上广的教练不是都愿意去，去的话，一年半年可以，但未必带来真正改变和提升。其实咱们一想也明白，就算教练想去，夫人同不同意啊，孩子同不同意啊，都是问题。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呢，例如引进塞尔维亚的教练、克罗地亚的教练，引进国外的教练。便如你到国外，说在俄罗斯在加拿大，我们也不知道你具体在哪里，说不定在边境线呢。那么打开思路，我们去请塞尔维亚的、克罗地亚的等等外籍教练，他来了，是帮助和支持中国足球，西部或者东部他没有概念，都在中国。这些其实都是具体问题，统一思路后，不难想出解决办法。 我们在总结分析中国足球的时候，对现状的不满一大堆，但一定也要有对历史的研究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国足球发展历史的两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是1976年到2004年，总体表现稳定：亚洲杯方面， 1976年第三名、1984年亚军、1992年第三名、2000年第四名、2004年亚军；世界杯方面，1982年那次近乎出线，当时科威特是1980年亚洲杯冠军，亚大区第一出线，咱们是主场3比0完胜他们，客场0比1小负，对沙特是双杀，但沙特最后0比5输给了新西兰，我们得打附加赛，但球队放假了，再回来就没法打了。那时候亚洲才2个名额，现在亚洲8.5个名额，我们却还需要拼搏。然后就是2001年十强赛，当时在沈阳五里河出线的，世界杯的三场比赛我都看了，当时心情很不好，但现在反过来看冷静地想，那时候踢得还不错啊，传接球啊、配合都不错。奥运会方面，1988年击败了日本晋级了奥运会。女足方面，1999年获世界杯亚军，1996年获奥运运会亚军。 第二阶段是2005年到2024年，亚洲杯最好成绩是进入前八名。我们要反思第二个阶段为什么不如第一个阶段了？男足为什么离亚洲冠军越来越远了？各种理由和原因或许有很多，像我前面也提到过一些，但在我看来，最深层次原因在于： 中国的两大优势，在足球领域没有用好。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。集中统一领导，这个解决思想统一问题。思想统一，行动统一。这才是能把足球抓好大前提。 二是举国体制。举国体制的1.0版本，集中力量，不讲条件只讲奉献，坚决服从国家需要，实现了中国体育以及中国足球的大发展。 2.0版本是从1992年红山口会议开始，市场机制进入，很多运动队都
